悬崖边的名士
魏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里难得的文化盛世。由于魏晋知识分子都是世家大族，因此这个时期又具有独特的贵族气质。当人们不再为了生计担忧，也没有隋唐后科举的桎梏，就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，这恰恰是哲学思辨滋生的土壤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在这自由的思辨中建立起来。
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？而且我也有答案，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，那就是：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。”所谓不理智的年代，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，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，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；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，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。我认为，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，假如不讲理，他就没有长处，只有短处，活着没意思，不如死掉。
——王小波《知识分子的不幸》
自汉代以来，我们这个国家就一直在思想上不断钳制知识分子，从罢黜百家，到科举取士，再到宇宙真理。这是统治者最舒服的方式，也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方式。这样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沦为唱赞歌和无病呻吟的御用文人，更丧失了独立的精神。皇权越集中的时代，对知识分子的钳制也越厉害，而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皇权与士族门阀共治的时期，这就给了知识分子难得且有限的自由空间。在汉代，儒家经学是保障政治稳定的理论武器，但汉末三国的混乱使得它不再那么无懈可击，这让知识分子开始自发的反思，不再拘泥于教条主义，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圣人的观点，这便开启了魏晋玄学思辨的时代。
一段历史中，最吸引人的，最让人喜欢的还是那些特里独行又才华四溢的人。
魏晋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曹子建，他应该算是拥有上帝之手的人，属于一生都在复现“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”的人。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……轻云蔽月，流风回雪”这怎么可能是凡夫俗子能写的出的。也难怪王士祯感叹“ 汉魏以来，二千余年间，以诗名其家者众矣。顾所号为仙才者，唯曹子建、李太白、苏子瞻三人而已。”曹植本意是想辅佐明主，建立功业，但身为皇族，一生受到兄弟、侄子的怀疑和监禁，在得知曹丕篡汉的时候，还为汉朝的灭亡大哭了一场。他是天真的，天真的不适合搞政治，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现实的艾怨带进诗歌，他的诗歌一直给人向上的力量。
说到魏晋，肯定绕不过竹林七贤，更绕不开嵇康，而他也成为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代表。在司马氏篡权之后，自知得国不正，就打着儒家礼教、仁义道德的旗号打击异见者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论派。伪君子治国当然招来的也是一群附和的伪君子，而真正的君子当然为他们所不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公开羞辱司马氏政权的行为才显得如此高大。
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谈过魏晋禅代的不同。
曹之代汉，司马氏之代魏，其迹虽同，而势力尚有不同者……尝推其故，操当汉室大坏之后，起义兵，诛暴乱，汉之臣如袁绍、吕布、刘表、陶谦等能与操为敌者，多手自削平，或死或诛，其在朝者不过如杨彪、孔融等数文臣，亦废且杀，其余列侯将帅皆操所擢用，虽前有董承、王子服、吴子兰、种辑、吴硕，后有韦晃、耿纪、金韦，欲匡汉害操，而皆无兵权，动辄扑灭，故安坐邺城，而朝政悉自己出。
司马氏则当文帝、明帝国势方隆之日，猝遇幼主嗣位，得窃威权，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，内有张缉、苏铄、乐敦、刘贤等伺隙相图，外有王陵、毋邱俭、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，司马氏惟恃挟天子以肆其奸，一离京辇，则祸不可测，故父子三人执国柄，终不敢出国门一步，亦时势使然也。
然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，力征经营，延汉祚者二十余年，然后代之。司马氏当魏室未衰，乘机窃权，废一帝，弑一帝，而夺其位，比之于操，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。
可见西晋的建国缺乏合法性，因此开国之臣多为趋炎附势之徒，普遍缺乏政治信念，也没人真的尊重司马氏。这时的西晋上下充斥着奢侈的风气，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信念，只追求钱和享乐。魏晋之际的正始、竹林名士是有很高的文学和哲学水平的，他们的狂狷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。而到了西晋，为了模仿竹林七贤，一群人也搞了“四友”、“八达”等所谓的名士集团，却缺乏正始、竹林名士深刻的思想性，只学得个形似神不似，徒留笑柄，真可谓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。西晋建国没多久就遇到了司马衷和贾南风两个极品，然后八王之乱西晋灭亡，也算是对司马氏的报应。在这一片大伪之风中，也存有几丝难得的真性情，比如闻鸡起舞、鏖战中原的刘琨、祖逊；“ 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！”的周伯仁；士大夫理想化身的谢安；还有，在权臣桓温死后独自前去祭拜的顾恺之。如鲁迅所说“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，少有韧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，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；见胜兆则纷纷聚集，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”正是这样，这些人才能称得上真名士。
